越剧到上海后，受到上海人民的喜爱，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越剧爱好者。新中国建立后，越剧在工厂、学校、街道、乡村植根繁衍，涌现了为数众多的业余越剧团队和业余演员、编导等人才。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自娱娱人，热爱越剧，拜师学艺，在演出许多传统剧目的同时，创作演出了大量生动活泼的宣传演唱节目，和富有时代气息的大小越剧剧目，受到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赞扬，成为长期活跃群众文艺舞台，繁荣发展越剧事业的一个方面军。

建国初期上海业余越剧的普及活动

　　上海解放后，广大工人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满怀政治热情，对深受旧社会压迫的越剧姊妹以极大的同情与支持，把越剧直接请进工厂去演出，共同欢庆翻身解放，并且在纺织工人中迅速掀起越剧热。许多青年工人兴致勃勃地投师学艺，一大批业余越剧演员纷纷登上舞台。女劳动模范学唱越剧，与著名演员联袂同台演出，在上海滩一时传为佳话。据1952年9月市总工会对654个建有业余戏曲组织的大中型工厂的调查，建有业余越剧演出队的有112个，仅次于京剧，列第二位。又据《杨浦区志·文化卷》记载：1949年至1965年对部分大厂的调查，建有业余越剧团队的有国棉31厂、沪东造船厂、上海电缆厂、上海机床厂、上海锅炉厂、华丰毛纺厂、上海拖拉机厂、上海化纤六厂、上海鱼品厂、上海冶炼厂等。全市纺织行业的工厂建立业余越剧队更是引为时尚。越剧队建立后迅速编演了一批反映工人生活的新戏，工人的艺术形象开始出现在越剧舞台上。1950年12月和1951年5月，市总工会先后举行盛大的建国后第一、第二次工人戏剧观摩演出。工人创作演出的越剧《共产党救了我》（申新五厂）、《红花还要绿叶扶》（国营绢纺厂）、《立场问题》（申新六厂）荣获一等奖，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各奖给奖状和奖金100万元(旧币)，以资鼓励。同时获优秀奖的越剧剧目还有《参军报仇》（申新六厂）、《夫妻争先》（国棉十六厂）、《黑夜到天明》（新裕二厂）、《千里送棉情意长》（申新九厂）、《同心结》（申新九厂）等。这一批戏在基层巡回演出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有力地推动了各工厂越剧业余团队演唱活动的蓬勃开展。

　　为了满足广大群众对越剧艺术的爱好与追求，推动工厂、街道、学校等基层业余越剧活动的蓬勃开展，市、区工人文化宫，区文化馆、工人俱乐部等，都十分重视对基层越剧活动的组织辅导。通过基层推荐和张榜招考组建成一支约20至30余人，演员行当齐全，各类人才荟萃的业余越剧团（队）。其共同的组织活动的特点是：有专职的业务带队干部，文化宫、馆、工人俱乐部每年提供基本活动经费和排练演出活动场地，通过边培训、边辅导、边演出等形式，密切与本地区基层工厂、街道业余越剧组织的联系，形成一个凝聚业余越剧活动骨干分子和培训辅导的联系网络。这种组织活动形式绵延几十年，出人才出作品，不少团队的带队辅导干部和业余越剧骨干，任劳任怨十几年如一日，乐此不疲，为繁荣与发展越剧事业，默默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精力，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和尊敬。其中实力较强，在全市有一定影响的有市工人文化宫、沪东和沪西工人文化宫，虹口、静安、卢湾、南市区工人俱乐部，普陀、黄浦、南市、虹口区文化馆等单位的业余越剧团队。上海越剧院和各区属越剧团对这支队伍更厚爱备加，许多主要演员纷纷应聘参加辅导，课徒授艺，教唱排戏，长时期开展卓有成效的越剧普及活动。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戚雅仙、张云霞等著名演员不时深入各区业余团队辅导；魏凤娟、周宝奎、陈少春等老演员长期与几个区或一些工厂挂钩辅导，培养人才。1960年2月9日，《新民晚报》报道了“上海越剧院在举办业余师资骨干培训班的同时，在一个月内，派出专业人员104人次去127个基层单位辅导155次，比1959年增加两倍多。春节前安排演员为63个工厂、学校、医院、街道进行了3次排练以及唱腔、化装、舞美设计等辅导。”专业院团开展对基层业余越剧团队的辅导，既作开拓性的普及工作，扩大越剧的影响，培植拓宽了越剧观众面，同时也提高了基层越剧的创作演出水平，从中发现人才为专业所用，也大大密切了越剧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上海庞大的业余越剧队伍，在党的群众文艺“业余自愿，小型多样，为政治为生产服务”方针指引下，紧密配合各个时期的形势任务，开展“唱中心，演中心”活动，迅速及时地自编自演宣传演唱节目。如建国初期配合各种民主改革，增产节约，抗美援朝，根治淮河等运动，越剧团队闻风而动；一支越剧《婚姻曲》唱遍上海街头巷尾；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街头宣传的越剧锣鼓，在市民中留下深刻印象；在学雷锋、王杰、焦裕禄以及后来学杨富珍、杨怀远、蔡祖泉等的宣传中，业余越剧队伍更是一马当先，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和广大群众的称赞。为活跃工厂、地区的文化生活，满足广大群众观赏越剧的要求。在春节、五一、国庆等重大节日，各越剧团队上演诸如为大家熟悉的《打金枝》、《三盖衣》、《小姑贤》、《盘夫》、《箍桶记》、《做文章》等几十出折子戏。演出条件较好的越剧队还演出一批大型剧目，如黄浦区文化馆上演《孔雀东南飞》、《五姑娘》等大戏，少壮越剧团演出的《她上了圈套》也为业余团队搬演。《抢伞》、《风雪摆渡》、《挑女婿》等戏在业余越剧团队更是风行一时。南市区工人俱乐部的《摔盘记》、新成区工人俱乐部的《狱歌》等戏，在市的群众文艺会演中获奖。1958年市工人文化宫工人业余艺术团越剧团，在市宫从1954年开始持续举办业余越剧演员培训班、编导培训班的基础上正式挂牌开锣，团长沈如玉，带队老师苏兴高。一台打炮越剧小戏《九斤姑娘》、《柜中缘》、《拾玉镯》在市宫剧场连续公演，为广大观众交口称赞。嗣后，该团在长期艺术实践中演出过《楼台会》等几十出传统折子戏，还多次参加市总工会组团的各种慰问团到各地巡回慰问演出，受到各种奖励。编剧许德良等根据劳动模范李海宝先进事迹创作的越剧小戏《李爱宝》和越剧表演唱《一树朵朵红》，以及反映工业生产等工人生活的越剧小戏《新的歌》、《翻箱记》，大型越剧《望子成龙》、《金云倌》等共40多个剧目，演出200多场。其中半数以上的戏，在参加市的戏剧会演、交流演出中获大奖。为了加强实验性，1962年又扩建男女合演的越剧一团和女子越剧二团，演员阵容调整后，演出水平又有了提高。市宫越剧团还以团带班，每年面向全市举办各种培训班，每期招收唱腔学习班40名，表演班30名，应试青年多达三四百人。这种培训班，除去文化大革命十年停办，几十年一直坚持不懈，截至90年代初共举办了32期，学员达4 000余人。上海越剧院老一辈的著名演员和实验剧团的主要演员都来授课，他们培养出一大批蜚声业余剧坛的新秀，不少人由此踏进专业剧团的大门。与此同时，市工人文化宫、市群众艺术馆每逢重大节日，还向基层印发了大量演唱材料，供广大业余团队选排，有力地推动越剧活动的蓬勃开展。市宫越剧团长期的艺术实践在全市起了很好的示范与龙头作用。

　　业余越剧活动的优势虽集中在市区，但市郊农村如松江、南汇、金山等县也受县越剧团的影响，城镇居民中越剧爱好者组织也为数不少，只是时聚时散，活动不定期。1958年6月，文化生活奇缺的宝山县横沙岛，因岛上居民喜爱越剧，文化站办起了业余越剧团。团长罗祥明带领25名骨干在毫无外来辅导力量的情况下，从广播节目里学习越剧唱腔，派人到上海索购剧本，在极简陋艰苦的环境下，连续自导自演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辕门斩子》、《泪洒相思地》、《小姑贤》等大小剧目，在岛上各村巡回演出大受欢迎。后来改为公社业余文工团，加演歌舞节目，1960年改为横沙结网厂，亦工亦艺，白天做工结网，计件分酬，晚上去巡回演出，成为市郊最早自发建立的文艺工厂式越剧团。1964年网厂停办，改为海岛军民联防文艺宣传队，也经常演越剧。

　　1964年、1965年，全市业余越剧活动达到鼎盛阶段，逐步形成从城市向农村拓展的趋向。文化大革命期间，给越剧带来深重的灾难。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对越剧的摧残，殃及广大业余越剧队伍，成果被全盘否定，团队全部被解散，不少越剧骨干被戴上宣扬封资修、才子佳人“黑标兵”的帽子，横遭批斗；人才流失，服装器材霉烂捣毁，造成十年越剧空白。但是广大群众对越剧的热爱是任何力量所无法阻挡的，文艺小分队和各种自娱演唱活动仍持续不断。

80年代业余越剧创作演出的新收获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广大越剧爱好者欢欣鼓舞。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给广大群众造成十年精神饥渴，越剧观众对越剧艺术渴望已久。其时，在夜幕降临时齐集在淮海、复兴、虹口等公园里演唱越剧，开展自娱式的公园艺术活动，为越剧复出造了声势，一时涌来观看的观众人山人海。许多区属剧团的著名演员也悄悄地夹在人群中探听群众反映，这一批业余骨干成为越剧春天到来的报春燕。静安区工人俱乐部越剧队管金根回忆道：“那时我下了班，晚饭也顾不上吃，就赶到淮海公园，一大批老听众，特别是老年人端凳已早早围坐在草坪里等候我们演唱了。大家相互串连，在公园举行越剧清唱晚会的同时，积极酝酿恢复业余越剧团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市工人文化宫，各区文化宫、馆、工人俱乐部业余越剧团队都陆续恢复活动。工厂的越剧团队因十年空白人员变动较大，重建的较少，许多老骨干都集中到文化馆、工人俱乐部。为了迅速满足广大群众看越剧的迫切需求，各团队争先大翻箱底，把过去上演的剧目都搬上舞台。例如卢湾区丽园、瑞金街道越剧队上演了《碧玉簪》、《陈三两爬堂》这样的大中型戏，在观众中极为轰动。卢湾区文化馆越剧队改编《哑女告状》、《金殿认子》、《三试浪荡子》等大戏，在全市巡回演出1年多。徐汇区文化馆越剧队，自1979年由业余演员和部分专业转业的老演员配合组团后，演出水平较高，几年内上演9台大戏、10多个小戏，观众十分踊跃，票房收入也能自给。斜土街道越剧队坚持每周活动两次，几年内在就近街道演了8台戏。居民们十分喜欢看。虹口区第一俱乐部越剧团不断移植新戏，在观众中声誉日隆。静安区工人俱乐部越剧团艰苦创业，在坚持定期举行大家唱等清唱晚会的同时，发展至排演《宝贝儿子》等一批大戏，在电视新闻中作报导后，社会反响良好，观众上座率持续不减。吴淞区工人俱乐部越剧队还排演《五女拜寿》这样演员阵容庞大的戏，足见这一时期各区业余越剧团队已达到较高的演出水平。部分工厂的业余越剧队恢复后，坚持开展“服务于企业，娱乐于职工”的活动。以著名的上海华通开关厂为例：“早在50年代建起越剧队后，在专业剧团的辅导下，上演过《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名剧。1977年重建后，又在上海越剧院和原少壮越剧团许多老演员的热情辅导下，又排演了《拾玉镯》、《前见姑》等戏，在大世界游乐中心演出，场场爆满。他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新婚姻曲》、《两禁一包》、《三八女逞英豪》以及计划生育、法制教育等节目，参加市、区会演获创作优秀奖，演出一等奖，组织奖等。曾先后参加市、区、公司等重大演出100余次。还和范瑞娟、徐玉兰、吴小楼、周宝奎、戚雅仙、金采风等演员联欢联袂演出。1989年华通越剧队节目在浦江之声电台播送并进行录像。”华通开关厂宣传处还编印了《华彩集〈剧——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302页，使大批业余越剧团队一时在群众文艺舞台上掀起一个颇具声势的越剧演出新高潮。在纠正了群众文艺“唱中心，演中心”的做法后，着力提高戏剧的艺术质量，创作演出反映上海城乡80年代改革开放和各路建设者精神风貌的新戏，是业余越剧舞台的重要收获。市工人文化宫越剧团接连创作了独幕越剧《合同风波》等戏，较成功地塑造了普通工人形象。1988年由编剧贺国甫创作的大戏《港湾上的星星》与上海越剧院联合演出，受到观众欢迎，并获得各种奖励。市郊乡镇文艺工厂越剧团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农民艺术形象，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1982年青浦县朱家角乡，由28名青年成立文艺工厂越剧团，在上海越剧院辅导下，排练演出3台传统大戏后，连续自编自演反映农村生活的《墙内开花》、《苗鸡闹春》、《银花曲》等小戏，先后参加市的戏剧交流演出获一、二等奖。这些获奖剧目的剧本由市群众艺术馆印发向基层推荐。嘉定县曹王乡文艺工厂越剧团1983年编演了反映农村种田状元事迹的小戏《风雨同舟》，在参加市首届十月业余剧展获一等奖后，又应选参加市第二届戏剧节演出，受到外省市观摩代表的称赞，并获演出奖。1985年由松江县青年剧作家陆军创作的大型越剧《瓜园曲》，由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演出，并参加市第二届戏剧节，获得多项奖。南市、静安、徐汇等区文化馆越剧队还结合自身的编导和演员的条件，创作了一些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得较好的新编历史题材的剧目，受到越剧界人士瞩目。南市区文化馆继创作演出《碧血烈女》、《双剑缘》在市交流演出获一、二等奖后，1985年编剧王本全又以宋代名相王安石推行改革政事为题材的大型历史剧《青苗情》，在第二届十月业余剧展获创作演出奖，并在巡回演出中受到观众好评；静安区文化馆越剧队继反映邻里生活的新戏《赔蛋记》的创作演出后，1989年创作演出颂扬廉政、揭露贪官污吏为题材的大型越剧《青天大人》，取得很好的演出效果；徐汇区文化馆的创作人员编写的越剧小戏《美娘子》、《银锭记》，在1989年市戏剧调演中获奖，并组织一台优秀剧目和越剧流派演唱节目，参加龙华庙会、桂花节的演出，向成千上万观众展现越剧艺术的风采。

　　80年代中期，业余越剧活动的新发展，还集中展现在以下两项带有全市性的重大活动：

　　一是1985年开始举办的各种类型的业余越剧演唱大奖赛。由市工人文化宫和上海电视台联合举办的首届“上海市职工越剧大奖赛”，到各区俱乐部报名初赛的演员十分踊跃，共达2 500余人。通过复赛，决出15名在市工人文化宫决赛，评出一等奖获得者张怡（12岁），二等奖得主胡振钰、朱明瑛、陈根娣。其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广，为建国后所罕见。嗣后，上海电视台还先后举行两届名为“旋风杯”越剧大奖赛，规模也很大。1993年市工人文化宫又举行“麒麟杯”大奖赛，参赛者也达800余人。

　　二是1987年4月筹备，9月20日成立的由市群众艺术馆联系辅导，旨在“发展越剧事业、培养广大群众对越剧艺术的欣赏情趣，发扬团结、改革、联谊精神”的“上海市越剧爱好者协会”。该协会是群众自发组织，由市群艺馆戏剧辅导干部胡孔明串连的全市性组织。袁雪芬任名誉会长，尹桂芳等23位老一辈越剧演员和越剧工作者任顾问，纪广山、颜南海先后任会长，会员从成立时的500余人很快发展到1 000余人。不久，又先后成立了同样性质的，挂靠上海戏剧家协会的“上海越剧联谊会”和“上海越剧院三团之友联谊会”（其规模都较小）。并且还由此引发了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以及光明中学和部分工厂基层越剧爱好者组织的建立。协会、联谊会每年不定期开展多种联谊活动，发展本市与外省市业余越剧组织的交往，培训骨干、举办越剧流派演唱会和越剧理论研讨等活动，并不定期编印内部交流刊物，成了专业、业余越剧团体、演员之间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业余越剧面临的困境

　　从80年代后期始，戏剧艺术逐步陷入低谷，业余越剧活动也无可避免地面临困境。主要是观众骤减，戏剧的吸引力不断衰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价值观念起了变化，过去业余团队晚上演出，每人发一包夜点心，报一点车马费就对付过去了。现在大家都讲经济效益，排戏不付排演费行不通，售票演出，一张票价才几角或块把钱，上座率又不高，有时演出一场几乎连支付电费、场租费都不够，更谈不上给演出人员发起码的酬金了。文化馆、工人俱乐部业务经费不足，无法支持这类活动，普遍给业余团队下达自负盈亏的承包指标，许多团队无法维持生计，濒于倒闭或名存实亡，偶有活动也只能流于应付。对自身队伍的新老更替亦成问题，骨干培训不是像过去那样招之即来，也许大家忙于经济效益，对戏曲的爱好和参加业余戏剧活动的人大大减少。虹口区文化馆于1987年组建了约20人的越剧小百花，志在培养一批新人，学员勤学苦练，排成一台戏，但演出很困难，拉到外地去演出几场，业余演员要调休请假，经济危机无法缓解，苦苦撑持了一年多，不得不散。现在坚持在第一线的老骨干分子都是越剧爱好矢志不渝的“忠臣”，但他们也很难挽回这个局面。80年代初，一大批从专业越剧团转业的演员，由于她们实在不愿意放弃曾为之献身的艺术生命，与业余演员结合，重现舞台光彩，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批老演员年老体衰，都已到真正告别舞台的时候了。

　　到了90年代，尽管成规模的业余越剧演出活动已经很少，但在公共休憩场所，仍常有中老年的越剧爱好者进行自娱自乐的越剧演唱活动。如中山公园、复兴公园等园林内，经常有越剧爱好者群体引吭高唱《碧玉簪》、《祥林嫂》等越剧名作的唱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