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从40年代中期，便有意识地开展越剧界的工作，引导越剧工作者走向进步，走向光明。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的形势很复杂。一部分身份比较暴露的党员难以公开活动，相当多的一些新文艺工作者又脱离群众，看不起地方戏曲、曲艺，认为这些都是小市民的东西，没有想到利用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除了在京剧界有少数党员外，在地方戏曲各剧种中都没有党员开展工作。随着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开始注意在地方戏曲界打开局面，而越剧正是开展工作最早、最有成效的一个剧种。

　　一、《祥林嫂》的编演和评论。

　　越剧《祥林嫂》被称为“新越剧的里程碑”，在越剧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出戏的编演，受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心、帮助、支持的结果。

　　雪声剧团的编导南薇改编鲁迅小说《祝福》，起因于读了一篇丁英写的分析评论祥林嫂形象的文章，而丁英正是中共地下党员丁景唐。

　　丁景唐在上海沪江大学读书时是地下党支部书记，他原属上海地下党学委系统，1946年初转至文委系统，当时公开的职务是《文坛月报》的编辑，在党内负责主持“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领导一些党员在文艺青年中开展工作。“联谊会”于1946年2月4日成立，成员都是青年，活动搞得很活跃。他们有一个基本态度：想方设法占领一切可以占领的阵地，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工作。与越剧界的接触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的。

　　抗战胜利后，丁景唐的一位大学同学受著名藏书家、吴兴嘉业堂刘承干子媳之托，约他为他们办的刊物《前进妇女》写稿、拉稿。丁景唐除约了中共党员田钟洛（袁鹰）、周绮霖、赵自等写稿之外，自己也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即为《祥林嫂——鲁迅作品中之女性研究之一》（写于1945年10月，发表在11月出版的《前进妇女》第二期)，署名黎扬。1946年2月他以“沪江书屋”名义自费出版论文集《妇女与文学》，用笔名丁英，评祥林嫂形象一文亦收入其中。

　　《妇女与文学》一书出版后，通过各种社会关系送到读者手中。一天，丁景唐偶然遇到青年会中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吴康（原名范树康，1939年3月由丁景唐介绍入党，当时在地下党学委系统负责中学区委工作，解放后曾任上海仪表局党委书记），他说起自己有个妹夫（南薇）在袁雪芬的雪声剧团当编剧，要丁景唐设法介绍友人去和他联络。丁送给他一本刚刚出版的《妇女与文学》，这本书很快到了南薇的手里，其中的《祥林嫂》一文触发了南薇把《祝福》改编成越剧的念头。

　　这个时候，另一位参加“联谊会”的中共党员廖临的党组织关系也转到丁景唐那里。廖临原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爱好戏剧，当过业余话剧编导，当时帮《时事新报》影剧版义务编稿，取得一个“影剧特约记者”的名义。丁景唐要他以“阿康哥（指吴康）介绍我来认识你”的名义去同南薇交朋友，廖临因此而结识了南薇、袁雪芬。廖临的爱人童礼娟也是中共党员，原就读于中德护士学校，该校党员多，在学生运动中很活跃，党支部书记即林佳楣。童礼娟毕业后在中德医院当护士，同时与丁景唐领导的女同志戴容等在“上海市妇女联谊会”从事妇女工作。“妇联”是上海民主团体中影响很大的一个，领导人许广平、雷洁琼、胡子婴。“妇联”在《联合晚报》的副刊“妇讯”、在《时事新报》的副刊“妇女生活”，就是童礼娟、戴容顶着许广平的名义编的。童礼娟在采访中觉得，象袁雪芬这样纯洁、自重、正直、有强烈求知欲的女演员实在罕见，便与她交了朋友，并帮助她与进步妇女界建立了联系。为改编《祝福》，袁雪芬去许广平家拜会、征求意见，就是由童礼娟建议和安排的。以后，许广平给予袁雪芬多方面的关心、爱护和支持，并嘱咐她遇事可找于伶商量（于伶当时是地下党文委成员）。

　　当地下党组织得知雪声剧团打算改编演出鲁迅作品时，便有意识地加强了对雪声剧团编导和演员的影响。廖临经常到雪声剧团去。他根据组织上的指示，鼓励南薇说：“能上演鲁迅作品，这是生命中有光彩的一件事。”剧本改编过程中，他也参加了商讨，一起出主意。进入排戏阶段，他在4月28日的《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鲁迅名著搬上越剧舞台》，分析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强调指出“《祥林嫂》应该不仅是雪声剧团而（且）是整个越剧界的一座纪程碑。”5月6日《祥林嫂》彩排时，廖临、童礼娟陪同田汉、许广平坐在二楼第一排观看。田汉对越剧改革以来的巨大变化留下深刻印象，要约见袁雪芬。丁景唐安排廖临先去同孚路（今石门路）大中里于伶家联系（当时田汉住在这里），然后廖临又陪同袁雪芬、南薇、韩义去于伶家拜会田汉。田汉对越剧《祥林嫂》的得失和戏曲改革的出路作了中肯分析，使袁雪芬等深受启发。廖临在5月10日的《时事新报》上详细报道了这次会见的情况。此外，廖临、童礼娟都写了文章对这出戏进行宣传。

　　《祥林嫂》演出后，地下党的同志和受地下党领导、影响的文艺界知名人士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给戏以高度评价。这些文章反过来给袁雪芬以很大教育。袁雪芬就说过：“原来对鲁迅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小说触及到社会制度问题，读了文章才晓得作品的意义。”当时《世界晨报》记者田钟洛也是“文艺青年联谊会”成员，1945年7月由廖临介绍入党，他在采访中也结识了袁雪芬。1946年10月20日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祥林嫂”——新越剧的里程碑》，充分肯定了《祥林嫂》的价值。

　　地下党组织引导袁雪芬及雪声剧团的编导参加了一系列进步活动。如纪念“五四”茶话会，田汉五十寿辰庆祝会，反对“艺员登记”运动，为宋庆龄发起建立的中国福利会募捐演出，陶行知逝世纪念会，公祭闻一多、李公朴大会，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大会等。袁雪芬及其同仁与进步文艺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廖临、童礼娟、于伶、田钟洛、姜椿芳（当时在上海主持时代出版社和苏联电台）等中共党员都成为她的朋友，通过个别接触在思想上给她以积极的影响。袁雪芬尽管当时还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觉得他们和自己有共同的语言，能给自己讲许多新的知识和新的道理。她称他们是“穷朋友”，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先生，遇重大的事情常与他们商量。如1946年8月袁雪芬被流氓抛粪后，田汉决定开记者招待会，呼吁社会舆论支持。袁雪芬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不知该怎么办，便去找于伶商量。于伶听她讲过之后，觉得环境很复杂，这时开记者招待会不一定合适；既然帖子已经发出去了，那就要注意策略，给反动派以有理回击。他对袁雪芬说：“你讲话要注意，就讲女演员自食其力演出遭迫害，到此为止好了。会上不要请郭沫若先生发言，大家对他非常注意的。”9月10日开记者招待会时，郭沫若、田汉、许广平、洪深、安娥等200多人参加，会开得很成功。会后，党领导的和受党影响的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对袁雪芬表示支持，对反动派势力进行抨击。如《世界晨报》的《让一个善良的人活下去》，《联合晚报》的《只缘不肯低头笑，辜负坚贞一女伶》，《文汇报》的《袁雪芬，挺起胸来！》，《新民报晚刊》的《声援袁雪芬》，《时代日报》的《不可屈服》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9月15日发表《袁雪芬小题大作》，攻击她搞越剧改革是“自欺欺人”，警告她以后要“稍加检点”，党领导的报纸《联合晚报》9月16日即发表文章《大题小作》予以反击，批驳《中央日报》的荒唐逻辑。

　　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

　　上海越剧界不但得到地下党组织的关心，还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关怀。

　　1946年9月中旬，作为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再次来到上海。他听地下党的同志讲到以袁雪芬为首的雪声剧团在蒋管区改编演出了鲁迅小说并因此受到迫害，很关切，决定亲自去看看雪声剧团的演出。9月15日晚，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盯梢，来到明星大戏院，买票进去，坐在后排，看了雪声剧团演出的《凄凉辽宫月》。越剧舞台的崭新面貌，剧场内众多的观众，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看戏后，周恩来专门把于伶约到马斯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办事处，谈起雪声剧团。他说：“应该很好地注意这个剧团。我晓得有绍兴戏，不晓得绍兴戏在上海有这么多观众，影响很大。”“在国统区，在没有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演出《祥林嫂》，出乎意外”。

　　于伶介绍了越剧演员的遭遇，周恩来作了详细询问后说：“她们都是穷苦的孩子，没有生路去学唱戏，一到上海唱红了，过房娘、过房爷都来找她们，社会上的恶势力包围她们，腐蚀她们。她们中间少数人有了觉悟，认识到被侮辱、被剥削的地位，追求进步，靠拢地下党领导的进步话剧工作者。你们该动员党员从戏剧艺术入手，主动地接近她们，尊重她们，帮助她们，耐心地引导她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她们有观众，这就是力量”。他嘱咐道：“不能性急，要全盘考虑，抓住重点。这件事，如果我们党不去关心，就会被敌人利用”。

　　10月，国共谈判濒于破裂，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对戏剧方面的工作进行了部署。他说：“地方剧，观众多，影响大，我们应当重视。要挑选正派的同志去，以便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对地方戏曲艺人都能有所帮助。”此后，地下党文委在党内传达了这一精神。

　　三、地下党对越剧界正义斗争的支持和直接打入越剧界。

　　1947年越剧界一批主要演员自发地联合起来，举办义演，打算开办越剧学校，建造越剧实验剧场。袁雪芬在筹划之初，便去找于伶商量，于伶听了她的设想，提醒她这想法太天真了。但为了支持她们，还是派了两个同志暗中帮助她们工作。联合义演开始后，进步舆论给越剧界有力支持，进行了广泛宣传，田汉在《新闻报》上发表文章《团结就是力量》，《时代》杂志发表《寄语袁雪芬小姐》等，热情写道：“新生的嫩芽总是成长在脓血腥臭之中！……新兴的进步的越剧，必然会冲破镣铐与顽固者的阻碍来领导民众，教育民众，争取民众，并且属于民众的，进而为人民所迫切需要！”10月筱丹桂自杀后，越剧界再一次联合起来进行抗争，党影响下的进步舆论又给越剧界大力声援。

　　一些中共地下党员直接打入越剧界开展工作，编导了一批有鲜明政治倾向、反映人民心声的剧目。中共党员钱英郁在1947年8月去少壮剧团当导演，起初只是为解决职业问题。当他向上级领导吴小佩作了汇报后，吴小佩很感兴趣，向他传达了文委关于要关心和做戏曲界工作的指示精神，鼓励他在越剧界多交朋友。他排过表现流氓地痞欺压女演员的或其它妇女的戏，如《女伶受辱记》、《做人难》。他还通过吴琛的关系，在玉兰剧团担任特约编剧，为徐玉兰、王文娟写过两出戏，一出是《风萧萧》，借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表现反暴政内容；一部是《风尘双侠》，取材自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于1949年春节，是有意配合上海解放的。与此同时，进步的话剧工作者吴琛，经于伶和吴小佩的动员，进入越剧界，先在丹桂剧团，后到玉兰剧团当编导，为玉兰剧团导演了历史剧《国破山河在》，宣扬了爱国主义，田汉、洪深、熊佛西等出席观看，安娥在《新闻报》上撰文赞扬。

　　1949年1月，根据于伶离开上海前的建议，雪声剧团聘请刘厚生担任编导，并主持剧务部。刘厚生是共产党员，当时正在编一个戏剧刊物，并负责地下的“上海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进行文艺方面的统战和应变工作。他还约了中共党员洗群、李之华进雪声剧团担任编导。刘厚生导演了《万里长城》和《李师师》两出戏，都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矛头对准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

　　为迎接上海解放，钱英郁在1949年春根据党的指示，与钟泯、吴琛共同组织了两次部分越剧编导的“应变”座谈会，就形势各抒己见，从中加以引导。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在雪声、玉兰、东山、云华、少壮这5个剧团里，各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之后，在上海解放的前夜又组织了一次迎接解放的开篇写作活动，在钟泯家集中了一批编导人员，在隆隆的炮声中，通宵突击赶写。解放军进城的当天，宣传队不顾流弹横飞上电台进行宣传。

　　由于中共地下党的有成效的工作，越剧界的主要剧团在政治上表现出进步的倾向。1949年7月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举办了以越剧为主的第一届上海市地方戏剧研究班，其它剧种都只是编导参加，而越剧是编、导、音、美、演等各类人员都参加，就是因为有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50年4月，上海戏曲界第一个国营剧团——华东越剧实验剧团的建立，则是中国共产党对越剧界长期地不断地教育和做工作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