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从40年代中期，便有意识地开展越剧界的工作，引导越剧工作者走向进步，走向光明。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的形势很复杂。一部分身份比较暴露的党员难以公开活动，相当多的一些新文艺工作者又脱离群众，看不起地方戏曲、曲艺，认为这些都是小市民的东西，没有想到利用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除了在京剧界有少数党员外，在地方戏曲各剧种中都没有党员开展工作。随着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开始注意在地方戏曲界打开局面，而越剧正是开展工作最早、最有成效的一个剧种。

越剧到上海后，受到上海人民的喜爱，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越剧爱好者。新中国建立后，越剧在工厂、学校、街道、乡村植根繁衍，涌现了为数众多的业余越剧团队和业余演员、编导等人才。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自娱娱人，热爱越剧，拜师学艺，在演出许多传统剧目的同时，创作演出了大量生动活泼的宣传演唱节目，和富有时代气息的大小越剧剧目，受到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赞扬，成为长期活跃群众文艺舞台，繁荣发展越剧事业的一个方面军。

越剧在建国前，有过三种演出形式：一是小歌班及绍兴文戏时期（1906年到40年代初）演员全是男性；二是绍兴文戏时期产生的女班，演员全是女性；三是在30年代女班兴起后，直至建国初期，曾有少数越剧团体，有过男女混合演出的情况。所谓“混演”，即虽有男女演员同台演出的情况，但男角行当可能是女演员，女角行当可能是男演员。混演有几种情况；一是30年代前期男班盛行时，有个别女演员加盟男班演出，最早如1931年，第一副女班挑梁小生屠杏花，被邀到男班演出，因该班原来的小生吃鸦片潦倒，遂请她去顶替，与之搭档的是男旦月月红。屠杏花又于1933年与男旦白玉梅搭档演出。二是男班艺人的家属，因久受熏陶，在有一定功力后加入男班登台，如男班名旦白玉梅之女小白玉梅（原名朱巧凤），自幼随父居住上海，在父亲指导下练功学艺，后加入男班。另外，30年代末期男班衰落后，有些男班演员依附到女班演出，大多配演老生、小丑一类行当角色，男女演员同唱一个调门。总之，越剧在建国前，纯粹的男女合演（即男演男角，女演女角）的演出形式尚未有过。只是1943年在中共领导的四明山游击根据地，有个隶属于浙东行署文教处的社教队，它吸收了一批越剧艺人（如越剧男班老艺人竹芳森，女班演员钱文月，鼓师裘方苗等）与新文艺工作者合作，用男女合演的形式，新编演出了《桥头烽火》、《英烈缘》、《血钟记》等现代剧，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该队北撤到山东，活动了一段时间后整编结束，前后不足3年时间。

1952年7月，总政文化部陈沂部长派总政文工团副团长史行偕黄宗江、蓝茜两位来上海吸收一个一流越剧团去参加总政文化部即将建立的由十大戏曲剧种组成的大剧院。黄、蓝两位在上海征得上海市文化局戏改处负责人刘厚生的允诺，在上海七个一流越剧团中选定了成员年轻、阵容整齐的玉兰剧团。当时该剧团业务兴旺发达，徐玉兰参军遭到家庭反对。但徐玉兰出于对解放军和共产党的信任和热爱，个人又维系着全团的前途和命运，就毅然决然冲出家庭包围圈投身革命。全团40余人于1952年7月25日离沪赴京。徐玉兰到北京后，首先排演《梁山伯与祝英台》，继而排演《西厢记》参加全国戏曲汇演，汇演未结束，总政文化部决定剧团下部队演出，去熟悉部队进行锻练。于是剧团从北京出发经南京、上海，于11月14日到达杭州。1953年2月6日演到舟山，一路上边演出、边听英雄模范及志愿军的事迹报告，届时正值春节，原本决定回上海过年，2月8日突接总政急电“有重大任务，速回北京”。剧团马上停止演出，全团拉回北京，外出巡回演出4个月，回京无一缺席，受到总政领导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