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剧场演出。 　　在上海解放前越剧的演出，完全是受剧场老板的雇用，演职人员的工薪由老板付给，班社对营业的好坏不负经济上的责任。上海解放初期，各越剧团体挣脱老板控制，组成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姊妹班”。尤其雪声、东山、玉兰等大型越剧团，为期半年或一年地与剧场签订演出合约，确定演出收入的分成比例。同时，为确保剧场收入，剧场对剧团规定最低营业额的限额，如低于限额，剧团则减少分成。50年代起，剧团与剧场分成比例，则统一由文化主管机关规定，票务由剧场负责，并组织观众，收入分成按规定比例，支出费用实行公提。一般市区正规剧场演出七三分成，剧团得70％，剧场得30％。费用公提：广告、海报、宣传品按七三负担；水电、冷暖气费各半承担；热水由剧团负担。剧场规定剧团合成排练、彩排及装拆台时间，超过剧场规定时间用舞台，所有水、电、冷暖气、用台场租，均由剧团负担。市区剧场亦有不按分成而按场租计算的。如：市府礼堂、大世界游乐场、文化广场等，营业收入归剧团，费用由剧团支付，剧场收场租。 　　二、本市俱乐部、文化馆、文化宫、边区等剧场演出，收入分成剧团提高为80％，剧场得20％，费用公提同市区剧场。但有的剧场考虑到剧团等级规格或有较高知名度的演员，营业情况好和票价较高，就自愿减少剧场分成或承担较多的费用。 　　三、到外省市巡回演出，大城市剧场一般按七五、二五分成，县城为八二分成。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市区剧团在上海市区剧场演出，大幅度减少。剧团到外地巡回演出，县城剧场及省市剧场大都实行包场计算，但剧场压低包场费，发给剧团演出人员伙食补贴，甚至住宿补贴、车旅费等，实质上是将部分公款转给个人。 　　四、下基层单位营业性演出，如：工矿企业等有附设礼堂，由工会组织售票或包场，大致上参考俱乐部演出分成或包场费。 　　五、到郊区农村演出，文化大革命前深入到公社礼堂，甚至到生产大队。公社礼堂售票较少，大都是包场，售票一般与俱乐部相同。 　　六、小分队形式演出，票务由剧团自理。 　　七、下部队演出，基本上实行包场计算。

　一、票务。 解放前票务由剧场方面负责销售，剧场老板与后台主要演员每场均分销一部分戏票，实质是保留一部分好的座位，作为关系票，这部分戏票一般通过“案目”（中间人）包销或转手高价卖出。“案目”都有固定的客户（观众），从中得好处。对名演员剧场给予一定的保留票，作为对名角的捧场，一般演员也按挂牌名次取得一定数量的戏票，剧场门口“客满”牌高挂，往往戏票还都在“案目”手中。解放以后取消了“案目”拿戏票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剧团挂牌的名演员还是有一定的保留票。50年代，越剧处于鼎盛时期，各大型剧团营业十分兴盛，市区剧团大都固定在一个剧场演出，组织观众均由剧场负责，上座率很高，剧场对组织观众并没花多大力气。文化大革命以后，文艺又出现了兴盛状况，上座率较有把握。但到80年代后期，戏曲滑坡，新戏上演周期短，组织观众成为剧场主要工作，甚至剧团也参与组织推销戏票。至90年代初，又出现了一些不属于剧场和剧团的经纪人，这些人都和工矿企业基层工会有密切联系，组织观众，推销戏票，从中取得一定的“回扣”，剧场、剧团也由此得益。 　　二、报纸广告。 　　解放以前剧团演出，报纸广告是演出宣传的主要手段。一般报纸广告，都由剧场发，广告的篇幅大小由剧场、剧团自行决定。报纸上往往登载了大批演员名单，根据知名度大小，挂牌座次，十分引起观众注目。解放以后，文艺主管部门规定了广告费由剧场、剧团按演出分成比例分担，且由于报纸种类少，篇幅也有了一定的限制。文化大革命以前，一般是新戏上演时篇幅大一些，每天的演出报纸广告基本上都有。文化大革命后，报纸广告仅新戏上演一二天能见广告，之后就不登了。解放以后报纸广告所登的演员名单、工作人员名单等的排列，均由剧团拟订，剧场负责发稿。 　　另外，剧团组织专人写稿，宣传介绍演出情况。一般大型剧院、剧团都设立了演出宣传部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赴广西、云南边防慰问解放军演出   1979年3月21日～5月7日，市文化局转达文化部艺术局通知，派上海越剧院二团赴广西、云南边防慰问解放军演出。带去大戏《傲蕾·一兰》和小戏《评雪辨踪》、《盘夫》、《打金枝》。同去的还有学馆的小戏《挡马》。主要演员有徐玉兰、王文娟、张桂凤、吕瑞英、史济华、张国华等。   尹桂芳越剧流派演唱会   1979年9月24日，由上海艺术研究所、上海越剧院在文化广场联合举办，袁雪芬、傅全香、王文娟、戚雅仙、尹小芳、筱桂芳、沈嘉麟等参加演唱。   越剧演唱会   1979年10月2日～6日，上海越剧院在上海市体育馆举办5场“越剧演唱会”。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张桂凤、徐天红、吴小楼等老演员参加演出，场场满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