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名著首次搬上越剧舞台　　1946年3月，袁雪芬正在明星大戏院后台化装。编导南薇拿来鲁迅的小说《祝福》，问她能不能改戏。袁雪芬边化装边听南薇读小说，她觉得作品中描写的绍兴一带风土人情很熟悉，祥林嫂的性格和命运更引起她的同情，当即表示可以改编。后经人介绍，袁雪芬、南薇去许广平家听取对改编《祝福》的意见。许广平对越剧改编演出鲁迅作品很惊讶，但很支持，只提出一个要求：演出时送一些戏票请文化界的朋友们来看一看。于是剧本一边写，一边排，写一场，给许广平看一场。社会局审查剧本，按规定应全部写好送审，南薇分幕写好一场，就请汤蒂茵（一位支持越剧改革的女工商业者）送到社会局文教科科长袁文彰那里，每次都附4张越剧票给他那越剧迷的妻子，并说因时间仓促，请他帮忙先签个字，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审查。4月28日，《时事新报》副刊“六艺”第20期以头条位置发表《鲁迅名著搬上越剧舞台——袁雪芬主演〈祥林嫂〉，创记录改良旧规则》一文中说：“《祥林嫂》应该不仅是雪声剧团而是整个越剧界的一座纪程碑。”5月6日晚上，越剧《祥林嫂》在明星大戏院举行彩排，招待文化界人士，前来观看的有田汉、于伶、张骏祥、黄佐临、熊佛西、李健吾、吴祖光、史东山、费穆、欧阳山尊、胡风、赵丹、白杨、丁聪、张光宇等知名人士，他们都是许广平请来的。

　　“十姐妹”联合义演　　1947年1月，袁雪芬因肺病复发，再度吐血，暂时退出舞台。在治疗、休养期间，她看了上海各越剧团的不少演出，深为越剧的前途担忧，觉得演员每天日夜两场疲于奔命，没有进修的机会，生了病也难以休息；也无法培养新的一代……经与韩义、南薇、成容、汤蒂茵等人商量，她提出通过越剧界联合义演，建造一座自己的剧场，使志同道合的姐妹轮流演出，以期真正推进越剧改革，另外再办一所越剧学校培养新人。袁雪芬的提议，得到越剧界各位名演员的支持，7月29日，在四马路大西洋菜社，上海越剧界一批“头牌”聚会商议联合义演的具体事宜。为郑重起见，她们特意请了平衡做证明律师，起草了一份“合约”，上面写着：“兹为共同发扬新越剧及谋同仁福利起见，经过数次讨论，人人志趣相同。为此共同发起，集合同人力量，组织公司，谋建新型剧场一所。此后为剧院及剧务上一切进行事宜，发起人都须共同负责，各尽力量，以期越剧前途发扬光大……”在“合约”上签字作为“发起人”的共10位演员：尹桂芳、徐玉兰、竺水招、筱丹桂、袁雪芬、张桂凤、吴小楼、傅全香、徐天红、范瑞娟。这10位发起人，后来被称为“十姐妹”，联合义演的剧目为《山河恋》。角色分派，采用抓阄和导演指定两种方法，顺利作出了安排。时值炎热的夏天，各剧团都在“歇夏”，演员们自己出钱做服装、自备车费，冒着酷暑投入排练。8月18日，上海各大报纸登出由“十姐妹”署名的醒目启事：“为创设越剧学校建造实验剧场筹募基金定于八月十九日（即明日）起假座黄金大戏院联合公演历史宫闱巨献《山河恋》”。公演开始后，每天日夜两场，场场客满，上海的报纸发表了大量报道和评论，田汉在《新闻报》上以《团结就是力量》为题发表文章，认为“此次联合公演的实现便是一个伟大成就。”8月28日晚上，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嵩山分局派人来到后台，送来一纸公文，勒令《山河恋》立即停演，理由是社会局认为“手续不完备”。第二天星期六，正好是杜月笙的60大寿，袁雪芬、尹桂芳、吴小楼、汤蒂茵和律师平衡一早来到愚园路社会局局长吴开先的寓所，吴开先不见，传话说让她们去社会局。袁雪芬等，到林森路（今淮海中路）的社会局等了很久，仍不见吴开先来，经打听才知吴到“丽园”给杜月笙拜寿去了。她们赶回剧场，见“勒令停演”的布告已经贴出，剧场门口人山人海，这时已近下午一点，离日场开演仅有两个小时。袁雪芬等又赶到社会局，终于见到吴开先，经过袁雪芬等的据理力争，吴开先撤消了停演令。《山河恋》照常演出。

　　“三角牌”观众　　越剧“三角牌”观众的名称，是1946年袁雪芬为首的雪声剧团在明星大戏院演出新越剧后出现的。在这之前，越剧的观众大多数是家庭主妇和社会上的妇女，男观众极少，有的也仅是被太太或女友拉来陪看的。由于越剧的改革、使其剧目出新、题材多样化、艺术的综合性加强、艺术质量的提高等，赢得了观众的强烈反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新文艺界人士的关注，显著地改变了这一剧种的观众面。从此，涌现了一大批新观众，包括一大批女大、中学生观众。她们不仅热爱新越剧，有些还投身到新越剧的改革、创作队伍中来，如宗华（先少壮、玉兰，后人民沪剧团）、陈曼（先少壮后芳华、虹口越剧团）、绿珠（少壮越剧团）等，先后都成为戏曲界的名编剧。据说，当时她们对雪声、芳华、东山、玉兰、少壮演出的新戏，几乎是每戏必看，有时一出戏甚至要连看四五遍。但是她们从来不因为看戏而耽误了读书、学习，大都是在放了学之后，挟着书包直奔剧场，一边看戏，一边啃着干点当晚餐，散戏后，还要跑到后台门口，一睹卸了妆的演员庐山真面目，方始高高兴兴地回家。由于这批女大、中学生观众，胸前都别着一块三角形的校徽，所以被人们称呼为“三角牌”观众。

　　吴琛调动“飞行堡垒”内幕　　1948年，玉兰剧团在明星大戏院演出，前、后台老板上涨票价自肥，却不增加演职员工资。劳资双方发生纠纷，后台老板张春帆纠集手下流氓包围后台，企图殴打吴琛、韩义、石景山等剧务部人员，突然几辆国民党警方的装甲车（上海人称红色警车为“飞行堡垒”）载着一批荷枪实弹的官兵呼啸而至，将戏院团团包围，一位当官模样的人冲进戏院大声吆喝：“谁敢动一动吴琛先生，我就不客气。”并气势汹汹摆出要抓人的样子。流氓见势，立即四散逃走，从此张春帆再不敢对吴琛肆无忌惮。此事怎会使国民党警方出动警车前来干预呢？这确与吴琛有关。原来1938年吴琛担任生活书店衡阳支店经理时，经常帮助抗日爱国的热血青年，当时有一青年徐松年流亡衡阳，川资用尽、陷入困境，受到了吴琛的资助。后来，徐当上国民党装甲部队的团长，抗战胜利后，他的部队调来上海，并于1947年编为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徐不忘吴琛当年对他的帮助，找到龙门戏院会晤吴琛，并给吴琛一张名片，关照说：“吴先生今后有什么为难之事，只要一只电话，我会立即赶来帮助的。”这次流氓包围剧务部闹事时，吴琛遣人溜出戏院打电话告诉徐松年。徐得讯就立即调动人马赶来现场。这就是吴琛调动“飞行堡垒”的内幕。

　　袁雪芬拒绝为宋美龄唱堂会　　袁雪芬自40年代初期致力于新越剧改革后，自立规矩不唱堂会。1946年6月，袁雪芬演出《祥林嫂》后，声名远扬，其时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抵沪，转托上海闻人王晓籁代为邀请袁雪芬到她住处去唱“堂会”。王晓籁是浙江嵊县人，与袁雪芬同乡，曾任上海市商会会长，在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期间，与蒋介石过从甚密。他以为凭第一夫人的身份和自己的面子去请，袁雪芬不会不答应，于是，就支使一姓陈之人持自己的名片去请袁雪芬。哪料袁雪芬不买他们的帐，回说：“我是不唱堂会的，她要看我的戏，请到剧场里来看吧！”王晓籁没有想到袁雪芬竟会一口回绝，只得连忙亲自打电话央求袁雪芬：“袁小姐，大家都是嵊县人，你无论如何要给同乡一个面子！”袁雪芬不为所动，加以拒绝。就这样，宋美龄要袁雪芬唱堂会之事彻底告吹。1946年6月8日上海《联合晚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袁雪芬谢绝唱堂会”这一新闻，隐含地披露了这一事情。

　　汤小姐抗命汤司令　　上海解放前夕，社会混乱，人心惶惶。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坐镇上海。1949年5月，雪声剧团正在九星大戏院演出，一天下午，戏院门口突然开来一辆卡车、一辆吉普车，两个“国军”走到二楼帐房间高叫：“这里谁是负责人？我们要请袁雪芬去唱戏慰劳国军。”帐房间里有一位正襟而坐、年约三十开外的女士闻听后，毫不含糊地回答：“我是负责人，你们是哪里来的？”来人说是警备司令部派来的，卡车已停在门口，布景、灯光、道具都要随车运去。女士深知袁雪芬是坚决不唱堂会戏和拉局戏的，杜月笙做寿，再三邀请她去唱堂会，亦遭拒绝，现在怎么肯去慰劳“国军”呢？于是她情急生智，干脆利索地回答说：“袁小姐今天生病吐血，夜戏要退票，不能演出了。”对方嚎叫：“这是命令，非去不可。”女士不慌不忙地反问：“谁的命令？”对方说：“是汤恩伯司令。”这时女士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勇气，大声回答：“你们回去报告汤司令，袁小姐今天有病不能去。”对方一听她口气很大，反倒一呆，问：“你是什么人？”女士从容回答道：“我也姓汤，你回去讲好了。”对方听了，吃不透眼前这位女士是什么路道，朝她上下一打量，就匆匆下楼去问卖票间的人，“上面那个女的姓什么？是干什么的？”卖票员告诉他们：“姓汤，袁小姐的好朋友，是剧团的负责人。”对方听了后，头也不回径直走了。卖票员上楼来告诉她，两人笑得气也透不过来。原来这位女士就是汤蒂茵小姐。她经商出身，见过世面，交际应酬，颇有气度，当年是袁雪芬的朋友，协助管理过剧团，建国后成为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人物，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当时，“汤小姐抗命汤司令”这一幕活剧，后来成了雪声剧团同仁们的笑谈资料。

　　一次不寻常的话剧演出　　1947年10月，盘踞越剧界的戏老板张春帆，诬陷被他霸占的名伶筱丹桂与编导冷山有不正当关系，横加迫害。冷山遭到凌辱，筱丹桂则不堪受辱而服毒身亡，此事震惊了上海滩。国民党司法当局，慑于舆论，不得不将张春帆拘押审讯，但不久又将他作无罪释放，越剧界同仁对此极为愤慨，于是东山、玉兰、芳华、少壮等越剧团的编导们，在中共地下党员钱英郁的支持下，以上海越剧编导联谊会的名义，组织了一次盛大的话剧演出，以示对冷山的同情和支持，对张春帆及反动当局的抗议和示威。

　　演出剧目为曹禺名作《日出》，由吴琛任导演，仲美布景设计，刘如曾配音作曲，肖章任舞台监督。安排冷山饰男主角方达生，一位越剧演员饰女主角陈白露，吕仲饰潘月亭、钱英郁饰李石清、梅红（话剧演员，冷山之妻）饰李太太、陈鹏饰张乔治、金风饰胡四、黎云饰顾八奶奶、石景山饰黄省三，其他配角及群众角色，均由金采风等越剧演员和编导们扮演。1948年1月开始排戏，计划演出6场。即1月30日夜场，31日日、夜场，2月1日日、夜场，2日夜场，演出地点在明星大戏院。张春帆非常恐慌，他明知这次演出的矛头是针对他的，是长冷山的志气，灭他的威风，想破坏，又害怕民情舆论，不敢明目张胆进行，于是便暗中进行捣乱。就在戏开排之时，由“上海闻人”王晓籁出面，将饰演女主角陈白露的越剧演员拉到杭州去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确实给演出活动带来很大麻烦。因为演员阵容已经公布于众，戏票亦已全部订出，要换主要演员观众是否会退票？临时寻觅主要演员重新排戏，时间是否来得及等一系列问题需要马上解决。经过大家商量，一致认为，再多的困难一定要克服，决不让这次演出“流产”。首先邀请了一位越剧爱好者、业余话剧演员衣雪艳（艺名“小北京”）来演陈白露，再在电台里向观众说明情况，以取得观众的谅解。经过一番周折，演出终于如期举行。首场演出座无虚席，也没有一个观众退票。

　　不料一波过去一波又起，就在第二天日场开演之前，两个国民党军官来到后台找负责人，要这个戏为“荣军”义演一场，并气势汹汹地要马上答复。负责接待的吴琛、仲美，当即和大家商量。为了使这次演出不再中途夭折，就忍气答应这场演出，即在2月2日加一个日场，为所谓的“荣军”义演。这样总算平息了又一场风波。

　　这次演出，达到了预期目的，赢得了舆论界的好评和观众的赞赏，显示出越剧界同仁团结一致、反抗压迫的精神。

　　毛主席四看越剧　　1950年夏，以范瑞娟、傅全香领衔的民间职业剧团东山越艺社作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把越剧演到北京去，让中央首长看看越剧，让北京人民看看越剧。因为建国前，越剧的演出主要在江、浙、沪地区，从没有跨过黄河北上演出过。作为自负盈亏的民营剧团，甘冒风险去“远征”，不能不说是大胆的异常之举。而全团人员对赴京演出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得到文化部艺术局田汉局长的邀请后，全团人马于7月底开进了北京，首次亮相的剧目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周恩来总理看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后，邀请了范瑞娟、傅全香和南薇、陈鹏两位编导到中南海他家作客，并合影留念。在吃中饭时，工作人员请总理去听电话，总理听完电话回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毛主席要看越剧，今天晚上请你们到怀仁堂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大家听了兴奋异常。开演前，周扬同志来到后台看望大家，当他听说毛主席来看戏大家有点紧张时，就安慰说：“大家不要紧张，不但毛主席来看戏你们不要紧张，就是马克思来看戏，你们也不要紧张。”一席话引得大家一阵欢笑，紧张气氛立刻缓和。演出时，毛主席坐在第五排看戏，在演到“思祝下山”一场时，梁山伯计算约定日期，掐着指头念：“一七、二八、三六、四九”的数字时，毛主席看得哈哈大笑，还自言自语地说：“看你傻乎乎的，等你把日子算出来，祝英台已经嫁出去了！”剧终，演职员在台上列队谢幕，毛主席向台上挥手致意。负责接待的钟灵同志对大家说，毛主席看了你们的戏很高兴，欢迎你们下次再来。他还代表毛主席请大家到瀛台吃了夜宵。这真是一个不寻常之夜，全团同志第一次进中南海为毛主席演戏，又亲眼见到了人民领袖毛主席容光焕发的形象，都感到无比幸福。1951年8月，范瑞娟、傅全香等东山成员参加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后，接到中央下达的任务，要华东越剧实验剧团进京作国庆观礼演出。剧团带了修改过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宝莲灯》等剧目赴京，10月7日晚，在怀仁堂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招待外国贵宾和全国工农兵英雄模范、志愿军代表及革命老根据地代表时，在七时半左右，场子里响起暴风雨般地掌声，毛主席又一次到场观看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终，全场起立鼓掌欢送毛主席，剧团同志排列在台上向毛主席致敬，毛主席走向台前，以招手作答。10月15日晚，剧团又一次进怀仁堂演出招待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的代表时（剧目是《宝莲灯》），毛主席再次莅临观剧。剧终，剧团同志照例列队台上谢幕，毛主席又走到台前，含笑向台上挥手致意，同志们禁不住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次范瑞娟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会间休息时，范瑞娟遇见毛主席，毛主席一眼认出：“你就是演梁山伯的演员吧？”范瑞娟接着说：“是的，请毛主席提提意见。”毛主席说：“今年比去年改得好。”1953年摄制的新中国第一部国产彩色越剧艺术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经毛主席批准的。1952年冬，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时，华东越剧实验剧团除携带《梁山伯与祝英台》参加会演外，还带去由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主演的《白蛇传》，作为展览演出受到首都文艺界的好评。其时，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泽登巴尔来华访问，文化部决定越剧《白蛇传》招待国宾，于是《白蛇传》进怀仁堂演出，毛主席陪同泽登巴尔观赏了《白蛇传》全剧。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初的3年中，四次观赏了越剧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越剧工作者。

　　《梁山伯与祝英台》饮誉日内瓦　　1954年5月，为解决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各国记者想通过中国代表团，了解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变化情况，总理知道后让代表团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了《1952年国庆节》影片。片中威武雄壮的阅兵式和各界群众的庆祝游行，以及天安门城楼的焰火夜景和群众狂欢的场面，全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赞叹声。但事后一位美国记者却说这部影片在搞军国主义，总理听到这一反映说，即使个别人这样说，也值得我们注意，再给他们放一部“梁祝哀史”（即彩色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了便于向外国记者介绍，跟随总理处理外交事务的熊向晖同志搞了一份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剧名译成英文《梁与祝的悲剧》。总理看了，批评他在搞“党八股”，“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又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当时熊向晖不解地笑着咕了一句，给洋人看这部电影才是“对牛弹琴”呢！总理接腔说，那就看你怎么“弹”，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换个“弹”法，只要你在请柬上写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3分钟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中去，不再作其他解释。你就这样试试，我保你不会失败，如果失败了，我送你一瓶茅台。工作人员听后，茅塞顿开，照着去办。5月20日晚上9时，代表团新闻处在日内瓦湖滨旅馆放映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接到请柬的记者纷纷提早入场，开演前10分钟就已满座，开映后，观众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映到“楼台会”一段时，一位法国女记者用手帕擦了眼泪，祝英台纵身跃入梁山伯坟墓时，一位日本记者感动得哭了。梁山伯和祝英台化作蝴蝶翩翩飞舞时，全场爆发了掌声和赞叹声。直到放映结束，观众尚沉浸在影片的诗情画意之中，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客人们还不肯散去，拥到客厅里，喝着中国酒，相互愉快地交谈着。虽然他们的政治见解各不相同，但都赞赏影片故事好，表演好，音乐好，色彩好。一位联邦德国记者后悔没有把太太带来。一位印度记者感慨地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希腊记者说：“这个故事的主题是反对封建主义，这种悲剧在今天的中国是不会有了。”但法国女记者认为这不能单纯看做悲剧，伟大的爱情是永生的。直到午夜，客人们带着满意的神色慢慢散去，并纷纷表示：希望还有这样的招待会。

　　范瑞娟相会卓别林　　1954年，年已65岁的世界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隐居在日内瓦。当他得知不久前在日内瓦放映过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时，向中国记者表示想看看这部影片。前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总理知道后于7月18日邀请卓别林及其夫人奥娜·奥尼尔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作客，准备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毛女》两部电影请卓别林观赏。谁知卓别林看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后情绪激动，潸然泪下，因此也没有接着看《白毛女》。其时，周总理已召来在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第八届国际电影节的范瑞娟，与卓别林会见。当周总理向卓别林介绍范瑞娟就是影片中梁山伯扮演者时，卓别林惊得“啊”地叫了一声，倒退了一步，两手交叉在胸前，从上到下打量着范瑞娟，然后笑咪咪地说：“不象，不象，一点也不象。”在交谈中，卓别林说，这是一部好片子，色彩好，范瑞娟女士特别好，有表演天才。说她有两处表演最动人：“第一次当师母告诉梁山伯，祝英台是女性而且很爱他的时候，范瑞娟听后的表情，就是完全不懂中国话的我，也能深深体会他内心的感受；第二处是他跑到祝家庄去求婚，祝家告诉他祝英台已许配马家，梁山伯听了之后，表情异常深刻。”接着卓别林赞扬地说：“中国人民在革命成功后不久，就如此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接受过去传统中的优点是很好的。”在场的中国记者对他说，在新中国演员很受人民尊敬，梅兰芳、袁雪芬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卓别林听了不胜感慨地说：“西方艺人的前途都往往只有四个字：老、病、穷、死”。

　　向中国越剧艺术“投降”　　1954年7月，越剧彩色艺术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电影节。范瑞娟也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前往。当《梁山伯与祝英台》放映后，在各国代表中引起了轰动。他们既为戏中梁山伯与祝英台大胆跟封建势力抗争和殉情的精神所感动，又为动听的音乐和美丽的中国古代服装赞叹不已。各国很多代表都想在中国代表中找扮演梁山伯的演员。而梁山伯的扮演者范瑞娟，第一次烫了头发，穿一件绣花绸旗袍，浅色坎肩，脚登高跟鞋，挂上一只时髦的小拎包，一副典型的东方闺秀模样，丝豪没有男子汉的气息。当有人找着范瑞娟说：“找到了，她就是演梁山伯的演员！”于是几百双惊奇的眼光便射向范瑞娟，随即照相机的“咔嚓”声此起彼落，整个会场沸腾了，有的挤过来和她握手，有的拿出签名簿要她签名，最为有趣的是一位苏联著名的男演员挤到范瑞娟面前，扑通一下跪到在地，双手往胸前一抱，作中国式的跪拜，口中还念念有词，会场上顿时笑得前翻后仰。范瑞娟被弄得莫明其妙。这时翻译赶紧解释道：他要向你投降，向中国越剧艺术投降，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子在戏中表演男子汉，一点也看不出来。范瑞娟听后感到难为情，就上去将他拉起来。这时，许多人拥到范瑞娟面前喊起了“毛泽东！毛泽东！”并仔细地观察起她的旗袍和服饰。许多外国演员，包括苏联著名演员契尔科夫，都走到她的面前，学着她在戏中的动作，打开折扇，把手一扬，弯腰说：“贤妹请！”以后几天，“贤妹请！”几乎变成了世界语，到处都是“贤妹请！”。

　　越剧最早使用无线话筒　　无线话筒的产生与使用，是戏剧舞台音响设备上的一次革新。有了它，不论演出场所的大小，演员的唱念，可以清晰地传到观众的耳畔；有了它，可以扩大表演区域，象上海的文化广场和体育馆都能演出。否则，观众听不清台词，或听不到声音，妨碍艺术欣赏。舞台上使用无线话筒，国外早就有之，而国内由于某些原因，迟迟未予开发使用。直到1974年，地处永嘉路文化广场旁边的上海华侨胶木厂，在上海越剧院的合作下，才将无线话筒试制成功。是年夏，厂试制组人员在越剧院负责音响效果工作的高立成协同下，踏着满载无线话筒设备和仪器的黄鱼车，来到虹口区解放剧场。其时，上海越剧院男女合演的现代小戏《半篮花生》正在该剧场演出。无线话筒的第一次试用，就在该剧组进行，扮演主角的男演员张国华成了第一个试用无线话筒的演员。试用之初，效果并不好，一是扩音距离的远近、范围的大小，掌握不住，障碍不断；二是音质不好，从演员口里传送出来的声音又炸又噪，十分难听，观众难以接受。演出者为了自身的艺术声誉，有些怕使用。但是厂试制组技术人员和院音响工作人员决心攻克技术难关，他们一面对演员进行解释、说服，一面夜以继日地研究，不断进行调试。试用者张国华很识大体，不计个人得失，积极配合。在几经调试改进后，无线话筒终于试制成功。厂方为了答谢张国华的配合支持，专门根据他的音色，特制了一只无线话筒相赠于他。1974年8月，上海文化系统组织了有京剧、沪剧、越剧、淮剧等剧种参加的一台戏去北京参加地方戏曲学习“样板戏”汇报演出。剧目有京剧《审椅子》、沪剧《开河之前》、淮剧《拣煤渣》、越剧《龙江颂·闸上风云》和《银针颂》等现代小戏。这台戏演出时也使用了无线话筒。此后，无线话筒才逐渐在国内戏剧舞台上流传开来，甚至不少小型戏曲剧团，尽管经济拮据，也要下本钱备上一套无线话筒。80年代，全国各地不少剧团来上海购置无线话筒。